切换到宽版
  • 132阅读
  • 0回复

全国重点城市疫情防控能力评估:谁需要“亡羊补牢”? [复制链接]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离线应智菱
 

西安阳光豪门招聘电话


      
      尽管节后复工逐渐启动,但返工潮并未完全释放,根据百度迁徙数据,北上广深节后各日迁入规模指数均远低于往年,这也意味着返工潮将持续考验各地抗击新冠肺炎的能力。
      
      此前,我们在(开始上班了吗?一起看看哪些省市疫情防控能力最强)一文中,通过考虑武汉人口流入和各省城市人口密度等因素,综合分析了全国31个省市在疫情前期的防控能力和防控效果,本文针对地级(行政区)及以上的重点城市继续展开分析。
      
      对于前期疫情防控能力欠佳且面临大量返程人口的城市,或许需要“亡羊补牢”,继续升级全面排查、集中隔离和封城封户等各类防控模式。而对于防控能力较佳的城市,或许不必“一刀切”采用严厉的防控措施,而需要在复工和防疫之间做出艰难的取舍。需要说明的是,疫情防控的主体包括政府和民间两个层面。
      
      首先我们对截至2月11日24时累计确诊人数超过100的城市予以统计,其中,人口吸纳量大、经济发达地区确诊人数较多,且湖北省有15城感染人数过百。
      

      
      值得注意的是,西藏的几乎所有城市(除了拉萨),甘肃的武威、酒泉、嘉峪关,山东的东营,广西的崇左,辽宁的抚顺,黑龙江的伊春等近20城,没有确诊病例,如果从绝对防控能力的角度看,这些城市无疑表现最佳,但它们并不在本文探讨之列。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不同城市间累计确诊人数差异较大,但绝对数值并不能真实反映疫情在各地传播的速率以及各地的防控能力和效果。其中,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便是初始流入相应城市的潜在病携带者数量。也就是说,如果确诊人数多是因为潜在病携带者前往该地区的人数多,则不能说明疫情在该地区传播速率较快。此外,人口密度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比如,人口密度大的地方不利于控制病传播,客观上会导致确诊人数较多,但这并不能说明当地防控能力弱、防控效果差。
      
      考虑到潜伏期的情况(平均3-7天),以及政府对人员流动采取了严格控制手段,我们首先采取自1月23日武汉封城起至1月31日的各城市累计确诊人数与2月1日至2月11日的各城市累计确诊人数作为对比。用后者除以前者,可以粗略反映二代传播与一代传播之间的倍数关系,即假定1月31日之前确诊者以武汉接触史病例为主,1月31日之后以二代传播为主。
      
      计算结果以扩散倍数显示,数字越大意味着一个病携带者感染周边人员的能力越强,当地防控效果越弱,反之亦然。我们去除掉病例基数(即截至1月31日前一周确诊数量)小于10的城市,扩散倍数前后20名的非湖北各城市列示如下:
      

      
      可以看到,各城市在扩散倍数上存在较明显差距。不过,由于上述数据没有考虑到人口密度和人口集聚等影响,所以也不能完全反映出当地政府和民间的主动防控能力,而只能部分反映当地疫情的扩散风险。
      
      接下来,我们更新了计算方式来体现武汉迁入人口和人口密度等因素对各城市防控效果的影响,并通过互补的两种方法相结合尝试探究各城市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能力。
      
      第一种方法,即方法一通过各城市2月11日累计确诊人数除以各城市人口密度得出感染者覆盖面积,再除以武汉市至迁入各城市的人口数量(即潜在病感染者)得到单位潜在病携带者的感染面积。单位感染面积越大则说明该城市防控能力相对越弱。
      
      对于人口密度,我们采取是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8年)公布的各城市2017年全市人口密度,由于北京和上海的城区面积和市区面积一致(全国城区面积与市区面积之比仅为9%),导致其城市人口密度被严重低估,所以我们将北京和上海采用的人口密度调整为主城区平均人口密度。
      
      与此同时,两大城市在春节期间存在大量的人口流出(从历史数据看接近四成),所以使用主城区平均人口密度又存在一定高估,但考虑到因疫情爆发导致部分人员未能返乡或提前返回,以及其他城市在计算人口密度时包含了城市暂住人口,在春节期间也存在一定高估,所以我们在计算时将北京和上海的城市人口密度调整为原值的80%。
      
      此外,我们假定各城市的武汉迁入人口感染率相同,即武汉迁出至各城市的人口数量与迁出的潜在病携带者呈线性关系,随后采用百度地图迁徙大数据平台提供的交通数据,采用今年1月10日至1月24日由武汉市迁出至各城市的人口比例作为分母的计算依据,从而得到单位感染面积的相对结果。
      
      另一种方法,即方法二将各城市扩散倍数除以各城市人口密度,基本逻辑同样是对各城市的疫情严重程度进行人口密度的补偿调整,随后将各城市两种方法得分标准化后取得均值作为防控能力综合得分。
      
      之所以采取两种方式,一方面是因为方法一与方法二在前提假设中均存在不足,可以相互弥补。方法一的假设为认定1.10-1.24由武汉迁出至各城市人口的感染率一致(计算各省防控能力时我们仅使用了方法一,但对于单个城市计算来说这一假设过于严格)。方法二的假设为认定1.23-1.31各城市确诊的病例为武汉迁徙至该城市的最先一代病例。两种方法均是对武汉初始流入的病例数量进行估计,逻辑方向一致,计算结果上存在一定差异,为相互补足的关系。
      
      另一方面,由于第一种方法需要用到百度迁徙数据,而该数据仅提供至前100城,所以对于部分没有方法一下得分的城市直接采纳方法二下得分。
      
      根据上述结果,我们整理了直辖市、省会及计划单列市,非湖北地区累计确诊百人以上城市以及湖北省各市三张图表,结果如下:
      

      

      
      在这场防疫保卫战中,河南硬核防疫引来不少争议,但防疫效果却是比较显著。在确诊集中城市中,河南省4城上榜,得分均值为68.26,排名基本处于前半部,对于人口大省已是不易。
      
      而浙江各城市综合排名不高。从扩散倍数的角度说,浙江各城病例绝对数量的增速并不高,台州、温州均低于各城平均数值。综合分数相对落后的原因主要在于各城较低的疑似病例流入却导致较高的累计病例。以温州为例,26城中,其武汉人口流入比例为第19位,但是累计确诊病例数却排在第二位。因此,尽管我们已经通过方法二进行校正,但温州分数较低可能仍部分受到我们计算方法的影响,温州人日常商业活动、人情往来频密,导致其感染率可能远高于其他人群。换句话说,我们的计算方法忽视了不同职业及年龄人群的感染率差异,这客观上会导致温州等城市的防控能力被低估。
      

      
      当然,疫情防控工作需要考虑人口流入、人口密度、人口结构、行为模式及病特性等多重因素,上述测量结果或许不能全面反映城市的综合防疫能力。另外,分析中的假设条件较多,若假设出现变化则将影响最终结果。
      
      从近期的疫情数据看,最明显的变化是湖北加大了检测力度,人员由疑似转出的速度大幅加快,全国现有疑似病例在2月8日起出现大幅核转,当日累计数值28,942例大幅降至23,589例,日排除疑似病例量达到9,361例。从2月12日确诊数据中也可以看出,湖北当日确诊数量14,840例,将满足肺炎影像学特征的疑似患者也纳入确诊病例的核算。在前期累积的高度疑似患者逐步确诊后,后续数据有望持续转好。
      
      此外,武汉、湖北、全国治愈比例均明显上升,全国范围内治愈比例由1月27日的1.3%上升至2月10日的8.2%,第一个传播高峰或已平稳度过。随着返工潮的来临,在我们的综合排名中表现不佳的城市,特别是浙江、安徽和江西省的个别城市,需要继续巩固并强化防疫措施,而综合排名表现较佳的城市,可以将尽快推动企业复工复产作为现阶段的工作重点。
      
      
快速回复
限80 字节
如果您在写长篇帖子又不马上发表,建议存为草稿
 
上一个 下一个